近日，美国以所谓“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借口，对主权国家委内瑞拉发动跨境军事打击，轰炸其军事与民用设施，并强行控制其总统及家人，要求其处置自身石油资源时美国优先，这种霸凌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严重损害委内瑞拉人民的权利。在此过程中，霸凌行径被包装为“抓捕”“跨国执法”，通过操弄话术刻意模糊其行动的非法性与霸权本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国际社会的认知与反应，企图为其进一步的地缘政治扩张与资源控制制造舆论铺垫。国际社会需清醒认知其以规则之名破坏规则、以正义之名谋取私利的本质，警惕西方个别国家的霸权话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侵蚀。
西方一些国家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进程中，始终将话术建构与舆论操控作为核心工具，为其对外侵略、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精心披上合法性外衣。从二战后历次对外军事行动来看，美国已形成一套成熟且极具迷惑性的话术体系，核心呈现出三大鲜明特征，成为其掩盖霸权本质的重要手段。
其一，偷换概念、混淆性质的话语伪装。擅长通过精准的概念置换模糊侵略本质，刻意将跨境军事打击包装为“执法行动”，用警务领域词汇替代战争表述，刻意引发国内关于程序授权的争论，以此绕开《联合国宪章》的国际法约束与国际社会谴责。它常编造虚假借口粉饰侵略，如入侵伊拉克时，捏造对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将军事行动包装为“维护地区安全”的正义之举；同时惯于污名化他国合法政权领导人，通过渲染个人所谓“罪责”，将一国主权议题简化为对个人的追责，剥离其主权豁免身份，为干预行为制造舆论支点。此外，以“附带损伤”曲解“平民伤亡”，极力掩盖战争暴行的残酷本质。
其二，转移焦点、避重就轻的叙事操控。为掩盖动武的非法性，通过剪裁叙事实现焦点转移，以战术细节掩盖战略层面的野蛮侵略。军事行动后，往往刻意渲染特种部队的“英雄壮举”，将复杂的跨境军事干预浓缩为“精准行动”的高光瞬间，以电影大片式叙事消解侵略的暴力属性，抓捕本·拉登的行动宣传、科索沃战争中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刻意炒作均是典型案例。同时，善于借国内政治议程混淆视听，在选举等关键节点，推动两党围绕行动程序正当性展开辩论，让国内政治讨论盖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国际追责，以程序争议掩盖侵略实质。通过倒果为因的逻辑，将被干预国家的局势困境归咎于本国治理，刻意回避自身干预带来的灾难，营造“干预有理”的虚假认知。
其三，割裂时空、制造盲区的舆论误导。通过割裂时空关联、高频轮换议题等手段，刻意制造舆论认知盲区，掩盖其长期对外干涉的历史真相。发动军事行动时，一味放大当前议题的猎奇性，对被问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自身制造战乱的历史避而不谈，刻意通过中性化命名淡化自身战争责任。若单一议题引发舆论质疑，便迅速抛出新议题转移焦点，在高频话题轮换中淡化被侵犯国家主权受损、民生凋敝的核心问题。同时选择性释放画面构建片面叙事，刻意强调美军“零伤亡”，对平民惨死、生态破坏等残酷真相视而不见，如科索沃战争中轰炸南联盟广电大楼、杀害数十名新闻工作者，以压制真相传播的方式，用片面视觉叙事误导国际社会认知。
这种霸权话术的种种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违反国际法、侵犯他国主权的实质，背后核心是四大深层动因，本质均为维护全球霸权、固守既得利益。其一，规避国际约束以重构霸权秩序。美国秉持“美国例外论”，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借话术挣脱多边机制束缚，妄图颠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重构服务自身的规则体系。“上帝选民”的基督教思维使其将多边机制视作可随意取舍的工具，核心目标是巩固全球主导地位。其二，服务资本扩张与全球资源掠夺。话术本质是垄断资本的舆论推手，围绕能源、金融等资本利益运作，核心是维系美元与石油结算绑定的经济霸权。通过话术为资本扩张扫清舆论障碍，以“正义”外衣掩盖对全球能源资源的掌控与掠夺，实现资本利益与霸权野心的双重诉求。其三，依托地缘叙事强化军事霸权布局。通过话术塑造地缘政治叙事，为军事干预、政权渗透制造借口，核心是在战略要地搭建军事基地、控制能源运输通道，以军事存在支撑地缘优势，遏制区域新兴力量崛起，牢牢掌控全球战略布局主导权。其四，转嫁国内矛盾以服务政治议程。面对国内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困境，话术成为凝聚民意、转移焦点的工具。通过构建虚假道德法律支撑，以对外“战果”绑定国内政治利益，将民众注意力从内部矛盾引向外部，靠塑造外部敌人转嫁治理压力，实现政治诉求与霸权行动的深度捆绑。
西方个别国家屡次操弄话术，已构成对世界和平稳定、多边合作根基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严峻挑战。其具体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严重侵蚀国际法治根基，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禁止使用武力及安理会专属职权的规定，通过所谓“话语立法”的单边操作，冲击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与权威性。其行为实质上架空安理会的核心职能，削弱多边体系的约束力。国际规则的统一性与可预期性不断遭到破坏，联合国机制权威面临挑战，全球治理稳定性受损。这不仅增加国际冲突失控的风险，更可能使国家行为逐步失范，长此以往，国际社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确立的法治根基将被颠覆，世界秩序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第二，制造全球认知对立，损害国家间战略互信。通过片面叙事、污名化特定国家与议题操纵等方式，混淆国际舆论，将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化为符合其战略利益的二元对立框架。这导致国际社会难以就重大事件的性质与责任形成客观共识，消耗了各国本可用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宝贵政治与舆论资源。其后果是在国家间播下猜忌与不信任的种子，严重阻碍了基于共同利益与相互尊重的实质性国际合作，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面临更多障碍。第三，滥用“普世价值”话语，削弱全球道义共识。美国将“民主”“人权”等价值标签工具化，为其地缘政治私利服务。这种操弄不仅亵渎了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价值，更导致国际社会出现价值信任危机。当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时，国际社会的反应能力可能因长期被误导而陷入麻木。这种趋势将持续侵蚀人类的道德判断力，损害维系国际社会团结的价值基础。
面对美国霸权话术侵蚀，国际社会不能止步于被动识别与批判，需构建积极、有力、可持续的集体应对体系，避免陷入被动应对与空泛争论。
共建多边事实验证与叙事平台，掌握国际舆论的定义权与主动权。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常设性事实核查与联合调查机制。该机制应能在重大争议事件中，迅速组织跨区域专家进行独立调查与证据核实，并发布权威报告，以此对冲单方面叙事的片面性。通过将事实验证过程多边化与机制化，可从源头上打破对话语解释权的垄断，为国际社会提供基于事实的公共产品，从而在根本上掌握对事件定性与真相定义的国际主动权。
协同设置国际议程与法律标准，压缩双重标准的模糊空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在多边场合的议程协同，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关注那些被刻意回避的核心议题，例如依据虚假信息发动战争的责任界定、单边强制措施的人道影响、数字时代认知操纵的国际法边界等。通过共同推进相关国际讨论、决议和法律文书的确立，将应对霸权话术从临时的舆论反应，提升为塑造国际规范与规则的长期努力。这实质上是在国际规则层面，系统性地压缩利用话语策略进行法律规避与道德投机的操作空间。
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传播与叙事构建能力，形成有效集体声音。广大发展中国家需加强战略传播能力建设，重点在于培育议题关联能力与集体发声能力。议题关联能力要求能够主动、全面地将霸权话术的核心表述与其行为导致的实质后果，如地区军事化、环境破坏、民生困顿，在舆论场中进行持续、明确的关联阐释。集体发声能力则强调通过区域组织、跨区域合作平台等机制，就重大事件协调立场、形成统一叙事，从而增强集体话语的声量与影响力。其根本目的，在于穿透迷雾、去伪存真，以集体的智慧和行动，共同捍卫国际关系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公正性，最终有效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秩序，抵御并消除霸权话术对其根基的持续性侵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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